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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乐四年，安南国乱臣诛杀安南王室，屠戮明朝军官，在安南国使臣的力请下，朱棣忍无可忍，派遣陈国公朱能等人出征，平定安南叛乱。这场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只一年时间就平定叛乱。

其后，又因各方归附，大明朝廷在永乐六年把安南改为交趾布政使司，将其直接划入明朝统治。

然而，永乐皇帝去世后，明朝对安南统治力却逐渐下降，及至于宣德年间，明朝廷逐步放弃交趾郡，最终让安南“复国”。

此事让明宣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“污点”——因为在学界广泛认为：放弃交趾郡，沉重的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，动摇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。

失去安南，则意味着没有西洋，这对明朝后来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重大隐患。

历史上的明宣宗文治武功样样精通，还延续父亲的仁政理念，开创盛世，算是不可多得的明君。为何英明神武的他会做出如此短智的决策呢？这一怪异现象的背后到底有何隐情？

永乐盛世建立起的华夷秩序，让明朝再次迎来“万国来朝”的盛世局面，要知道没，上一次估计还是唐朝，只是这种秩序的维系需要强大的国力来支撑。

所以在永乐一朝的光芒下，其实隐藏着危机，并在仁宣时期逐渐显现出来。

1、经济压力

自永乐二年以来，江南地区就发生重大洪水，而当时江南占明朝财政收入近三成，此举使得明朝财力受到不小的影响。

同时，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、河南，出现了多年不遇的重大蝗灾和干旱天气，流民遍地，饥饿人数高达数百万，北方生产出现严重的停滞现象。

此后永乐几年，全国各地也几乎是连年遭灾，黄河长江洪患，西北、西南干旱无水，重灾蝗灾等各种灾害频发。

尽管有连年的灾害，但明成祖依旧要纠正朱允炆时期的弊病，不得不进行一些大工程建设。

例如郑和下西洋造船花费1400万两，占明朝一年收入的1/3；又例如迁都北京，又是一笔巨大的人力物力的花销。同时还有永乐皇帝对北方的连年征战，兵马钱粮更是所费无数。

如此一来，到仁宣二朝时，明朝国力已经捉襟见肘，以至于仁宗一朝只能休养生息，但期间也不过一年时间，因此宣宗朝时期国力依旧亟待恢复。

2、政治的压力

永乐帝虽然开创盛世，但其政治上也给后人留下隐患。

例如他对皇子、太子的制衡之术，导致仁宣二朝都面临汉王朱高煦的威胁，致使新朝需应对削藩平叛的压力。

还有永乐帝连续不断对北方政权强势出击，导致国力空耗，虽有一定成效，但并不大，要不然仁宣时期北边形势不会那么严峻。

根据陈武强的统计，自永乐之后，北部蒙古对明朝边境的侵扰行为明显急剧增加。如此一来，明宣宗在上台之初就面临着国力紧张局面，能够运转的空间并不大。

在国力紧张局势下，安南地区动荡不安的现象，也进一步加剧明宣宗的统治压力。

早在永乐年间，永乐皇帝就命丰城侯李彬作为总兵官镇守安南，但当地的叛乱就一直没有平息，李彬仍然一直在四处讨伐。

到仁宗一朝，明朝又派安平伯李安前往安南辅助平乱；至于宣宗一代，明朝依旧派出过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，继续去安南讨伐叛军。

也就是说，从永乐到宣德初年，安南地区便一直动乱不断，使得明朝不得不劳师远征，为本来就紧张的国力再加了一笔负担。

而且让人不得不重视的是，在宣宗初期明朝对安南的付出，要比前朝大得多。

根据统计，从宣德元年四月到宣德二年正月，前后十个月间，宣宗多次调兵前往安南，但战场却屡屡失利。

即便到宣德二年，明朝依旧调遣三万三千人进入安南平叛，但当时安远侯柳升连破黎利防守，有些轻敌，在倒马坡中伏、命丧黄泉。

柳升死后，右参将都督崔聚整合大军，至昌江与叛军交战，崔聚被俘，郎中史安、主事陈镛、李宗昉等皆战死，全军覆没。

历史资料记载：征讨安南叛军，已经导致明朝地方叛乱和守备、劳役用人不足等较为严重的问题。如此，宣宗一朝对安南的“成本”已经达到必须要做决策是否放弃的地步。

在仁宗时期，曾要求原本派遣出使他国的官员悉数回京，大规模停止国内外宝石马匹、木材等一应物料的采买，停止各处修造海船。推行稳健、务实的内外政策。

在对待安南的态度上，仁宗强调以怀柔招降为主，不愿意轻易动用武力。宣宗初期延续并且深化了仁宗时期的政策，因此宣宗一开始对待安南的态度，依旧是主张怀柔。

及至战场失利，宣宗终于在宣德元年四月正是提出放弃安南的意图，他找到了夏原吉、杨士奇等4位大臣，表达态度，即：“使自为一国，岁奉长贡，以全一方民命，亦以休息中土之人，如何？”

但宣宗却遭到夏元吉等人的坚决反对，认为此举会损害明朝威望。君臣之间未能达成一致，针对安南的战争也只能继续。

宣德二年正月，明宣宗再次对杨荣、杨士奇提出放弃安南，要“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。”此后等到柳升等人全军覆没，明宣宗更是进一步明确表示不能再“虚内事外”了。

除此以外，在洪熙元年8月，安南叛寇陆文律等人请降，宣宗就曾对官员表明态度：“蛮夷之人，叛服不常，从古而然，不足为怪。若穷兵黩武，亦非帝王盛德事。”

因此，从宣宗当太子以来，他似乎就对安南并不怎么重视，等到他上位时，又继承仁宗的务实政策，在平定安南之乱连续受挫后，放弃安南的念头越来越重。

当时只需要一个“引子”，就能将其变为现实。

很快，来自于北方的一个意外事件，让宣宗有了机会。

宣德三年，宣宗到北京巡边，恰逢兀良哈率领万众侵扰边境。当时宣宗大怒，索性御驾亲征，率三千精兵独自与之交战。

此战当中，宣宗这位在他人印象中文质彬彬的蟋蟀皇帝表现的极为悍勇，亲自射杀对方前锋三人，挫败敌人锐气。之后让铁骑从两翼夹击，飞矢、神机炮齐发，打得兀良哈大败。

但宣宗并没有选择罢手，而是继续率数百骑兵猛追，兀良哈部本想还手，但看到黄龙旗，知道是明朝皇帝亲至，于是慌忙下跪请降。

此战大获全胜，宣宗不仅大破敌军，缴获大批牛羊辎重，而且还命诸将捣毁敌人巢穴，来了一出斩草除根的戏码，史书称之为“宽河大捷”。

看到这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：这不是一场大胜仗吗？怎么成为宣宗放弃安南的一个意外变故呢？原来，这场大胜仗的背后，是北方危机的来袭，此战之后的明朝，已经没得选了。

正如前文所说，根据陈武强在《洪武至正统年间蒙古诸部轻饶九边的时空分布》统计：自永乐以后，北部蒙古对明朝边境的侵扰行为加剧，在永乐20年间蒙古对明朝的侵扰仅有7次。但在宣德朝十年间，次数居然达到了20次之多。

那么为何会如此呢？原因出在朱棣五征漠北上面。

在永乐朝，明朝连续不断的发动对北方的进攻，虽然声势浩大，大显明军威风，可却并未根本性的改变明朝北方的危机，反而让北方蒙古各部落开始抱团，趋向于统一。

蒙古统一的过程比较缓慢，而且也出现北方各部落内斗激烈化的表现，再加上永乐各种新政，导致仁宣二朝国力不足，对待北方采取不干涉态度，所以北方蒙古各部统一速度进一步加快，带给明朝的压迫感越来越强。

虽然这一过程要到正统初年，蒙古才基本统一，但在宣德三年，北方的威胁已经袭来，而且远超以往。

——例如，在北方各部中，实力较弱的兀良哈三卫斗不过瓦剌和鞑靼，只能逐渐南下，使得兀良哈三卫提前引爆战争。

客观来说，兀良哈三卫并不是明朝的对手，但为了生存，他们沿袭以往游牧民族的习惯，不断的袭扰明朝边境，如此便加剧了明朝北境的紧张。

不过仁宗在位时期一直试图保障边境和平，数次赦免兀良哈三卫扰边的罪过，并且以朝贡贸易拉拢对方。为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，兀良哈三卫还真在仁宗时期与明朝保持一种“默契感”，双方虽有小摩擦，但并没有大冲突。

但到宣宗一朝，局势开始变化，北方阿鲁台开始侵扰兀良哈三卫，试图再次控制对方。而兀良哈三卫也欺负明朝软弱妥协，在宣宗的怀柔政策下不断得寸进尺，让边境再次陷入紧张。

宣德三年正月，边军奏报，兀良哈三卫跨越规范区域南下牧马，被宣宗拒绝，不过当时仅是用圣旨去表示训诫。

而宣宗的仁厚没有换来兀良哈体谅，对方还变本加厉，宣宗这才忍无可忍，有了后来御驾亲征打下宽河之战。

虽然此战大胜，但史书记载：明朝对兀良哈的行动，增加了明朝来自兀良哈三卫的边境压力，明朝一度枕戈待旦，以防御来自于兀良哈三卫的复仇入侵。

后来，兀良哈三卫审时度势依旧遣使朝贡，宣宗再次赦免了他们的劫掠之罪。可兀良哈三卫狗改不了吃屎，还是没有停止南下游牧的活动，双方几次差点擦枪走火。

总之，兀良哈三卫一直在触碰明朝的敏感神经，双方进行了漫长的拉扯。

而且，一个兀良哈就已经让明朝边军无法卸甲，而兀良哈的背后还有阿鲁台等更强大、正在尝试统一的蒙古各部。因此，在勉强缓和兀良哈关系后，明朝北境战斗依旧不断。

根据明宣宗实录的统计，从宣德元年1月至六年1月，相当规模的越墙杀掠竟达26次之多，至于小规模的入侵，可以说是天天有警，日日被掠。

蒙古骑兵在边墙之外，如同“幽灵”一样，边军稍有麻痹，就会被越关杀掠，这给边境造成极大负面影响。以至于取得宽河之战的宣宗，也只能仿照朱元璋案例，修葺城池，固守封疆，进行被动防御。

面对北方正在凝聚成型的莫大威胁，初上任的宣宗已经无力南顾，最终在御驾亲征胜利后，选择耻辱退却。

从宣德三年开始，宣宗从安南全面撤退，到明正统元年，明英宗正式册封安南国王。至此，明朝失去了交趾郡。明宣宗此举虽然是无奈，却也是国力受限下做出的最优选择。

然而，他的这一策略也彻底将安南这片区域列入到可以“被放弃”的名单当中，算是开了一个先例导致嘉靖时期虽然凭借绝对武力打败安南，但并没将其视为己有，只是任由当地安南统治者世袭，换来名义上的回归。

再后来，明朝自顾不暇，清朝入主中原。清朝延续明朝的态度，同样看不上安南这块偏远地区，也未对该地区进行深入管制。

及至嘉庆时期在线借钱炒股，这位君王更是亲自授予安南“越南”的国号。至此，安南从历史中消失，变成了我们如今的越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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